薛焕六世外孙美国芳邦大学美术系终身教授维克托.王根据英国1859年版《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之行记事》内薛焕像绘制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天朝上国梦”。为摆脱内忧外患危机，清廷上下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富国强兵之道。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家族就是其中佼佼者。
薛焕：负天下之重
       薛焕（1815—1880年），字觐堂，其入川始祖明嘉靖己丑（1529年）进士薛元鼎由宦入川任叙南卫兵备签事，其一支后人世居四川叙州府兴文县富安乡，多从事教育，可谓世代书香。为生活方便，迁居宜宾县黎汤乡古木湾(今宜宾市翠屏区赵场街道桥坎社)，薛焕即在这里出生，但籍贯却仍是兴文县。
        薛焕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二十九年选授江苏金山知县，后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咸丰三年(1853年)授松江知府。咸丰五年调苏州知府，咸丰七年升苏松粮储道，继调苏松太道。咸丰八年迁江苏按察使。咸丰九年擢江宁布政使，署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咸丰十年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旋以头品顶戴调任为通商事务大臣。不久进京署礼部左侍郎，继改调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等。同治五年致仕回籍，期间在川办尊经书院并任第一任山长。光绪六年卒于原籍，诰封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工部右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本节资料来源：薛焕墓志铭）
       为保国家重要税源触怒“龙颜”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薛焕任江苏金山县令。由于他不愿加重因连年天灾人祸苦难重重的百姓负担，不到一年，就因田赋未按期收齐、漕船兑开迟延、对饥民“疏防盗案”在官场三起三落。
也就在这过程中，他发现要改变中国羸弱面貌，仅靠传统农耕是根本不行的。为此，他顶住清廷闭关自守国策的压力，积极探索西方先进理念，以办理洋务为核心，拓展国内外贸易以富国强兵。因政绩显著，仅几年时间就升为上海道。
咸丰八年四月(1850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直抵天津城下，被“刀子抵在喉咙上”的清廷作为退兵之计，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咸丰帝虽然被迫“依议”，但对条约中“使节驻京”等四条深恶痛绝，认为“自古无此体制，万不可行”。在联军撤离天津后，他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等四大钦差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借与英方上海税则谈判机会，打算以“全免夷税”换取修改“使节驻京”等四款。
       但是“英夷”也“所重者惟此一款”。这就使上海税则谈判极其艰难。
时薛焕为江苏按察使署上海道，对咸丰帝用“全免夷税”来换取洋人修改“使节驻京”等四款在内心是持异议的。因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使节驻京”是必然的，至于其他战后赔款也超不过两年的洋税收入，犯不着牺牲巨大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但他当时的身份是没直接向清廷奏本的话语权的，只能趁钦差们让“开导夷人”的苦差事都由他出面的机会，向钦差们讲说“夷性”，分析全免课税之不可，及贸然提出修改已经签约的天津条约的难度和危害，及对谈判应采取的策略。
       由于薛焕精通“夷务”，钦差们对他的意见几乎言听计从。加之当时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北大营，对江苏压力骤增，两江总督何桂清守土有责，谈判方面几乎完全依赖薛焕。英方谈判成员俄理范在回忆录中曾写到：“所有钦差大臣都把信心寄托在省级司法官薛的身上?????当时，他的意见在钦差大臣中是举脚轻重的。”
但咸丰帝对薛焕并不信任，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遵照内定办法，未可擅出己见。……如果该员（指薛焕）熟悉夷情，办理妥善，即饬令认真经理，以专责成。倘其办法未合，或不甚得力……毋庸令该员与闻”，并密旨四大钦差查访薛焕是否可靠。
       桂良等密报了查访薛焕的结果：“该员平日居官勤谨，在上海道任内，素为夷人信服，办事甚为得体。复面询何桂清，与所闻相同。现在办理夷务，可期得力”。
但咸丰帝在桂良等奏折中看到薛焕竟敢建议暂缓向英法宣布全免洋税，甚怒，立刻责令钦差们：“断不可于初定办法之外，另筹省事之法”。
       桂良等在回奏中报告了薛焕的意见：“夷情诡谲，未可轻议条约，即将税课全免，不过夷商感恩，欲其罢弃全约，势必不行。且夷性多疑，我若执之过坚，恐致决裂。”咸丰帝见钦差们忤逆圣意皆来自薛焕那儿，不由大怒，在奏折旁硃批道：“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
       仅此御批，足以定薛焕死罪。但还嫌不够，咸丰帝又密旨痛骂桂良等不遵内定办法“自问当得何罪”，何桂清“岂可专听属吏（薛焕）之言，自贻罪戾。”甚至指责薛焕反对“全免夷税”是“虑及免税后，无可沾润，因而设词淆惑”。
       一道道密旨弄得桂良等“悚愧难名”、“惶悚异常”。何桂清连忙声明“已觉无地自容，何敢徇庇属员”。但钦差们都明白薛焕没有错，不但没处理他，竟一齐横下心来与咸丰帝软磨硬泡：“该夷见臣等四人同来，已有疑我背约之意，时时声言北窜，万一再至天津，大局讵堪设想。……此时若照原定章程，无论该夷断不肯全行罢议，而利权一归外国，日后夷商往来，均属无可稽查。所谓太阿倒持，受人以柄，其弊不可胜言……”。
       这公然指责咸丰帝“全免夷税”的内定计划是“太阿倒持，受人以柄，其弊不可胜言”的话是足以灭其九族的。但在这随时都可能又被列强用“刀子抵在喉咙上”的非常时期，咸丰帝不得不忍下这口气。因为他也明白：薛焕的意见若不是十分有理且形势严峻的话，对他向来是逆来顺受的钦差们是绝不敢这么犯上的。且看事态发展吧，到时候若谈判结果不如意，不但薛焕该杀，四大钦差一个也跑不脱！
       税则谈判自九月初六起，连议三天。薛焕趁双方闲谈“用言语旁敲侧击，将驻京等事，隐约其词，仍向该夷商探。”但英方坚持“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此事既已挑明，钦差们只好向英方正式提出修改使节驻京问题，却不被理睬。
十月初三（1858年11月8日）税则谈判结束，中英签定了用何桂清语的话说“不但尊崇国体，且可堵其弊，防其流”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虽没执行“全免洋税”计划，但咸丰帝最为头疼那“使节驻京”问题，经薛焕等人“借商定税则之际，或婉言开导，或正言折服”，最后抓住此条有或常驻、或随时往来两“或”字，英使额尔金始承诺在来年北京换约大使被礼貌接见和天津条约得以完全执行的条件下，“作为一种权宜的处理办法”解决了，让咸丰帝稍感满意。
       这次税则谈判，薛焕在钦差到达上海前，成功地“羁縻”列强舰队近三月，使其未能“遽然北上”，为次年大沽口大胜赢得了备战时间；阻止了“全免夷税”，保住了海关主权与国家重要税源；在通商章程中对涉及食盐、军火、特别是涉及数千上万苏浙闽粤从事海运和漕运的船民生计大豆和豆饼贸易“釜底抽薪”，禁止外商插手，避免了洋货无节制地倾销。为此薛焕虽数次触怒“龙颜”，被咸丰帝痛骂为“贼之行径”。但他并不畏惧，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护国家和商民利益。因成效显著，两年间连升数级。清史专家沈景鴻先生在他写的《薛焕事略》中不由感叹：由身膺地方重寄，进而兼办洋务者，薛焕实为第一人”。（本节资料来源：《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咸丰卷1）
组织洋枪队
       就在上海税则谈判次年（1859年）三月，英法美联合舰队以《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将到为由，准备武装闯过天津进京换约。正当清廷和战不定时，主战的御史蒋志章疏保薛焕：“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请特召来京，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相时委用，当足备折冲御之才。”僧格林沁经天津大沽炮台一役，击沉英舰四艘，击伤多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迫使英国舰队不得不竖起白旗狼狈撤走，创造了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与列强作战的最大胜利。但这一役中国军队因装备落后死伤太大，让薛焕认识到创建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部队的必要性。
       这机会来了：咸丰十年(1860年)，已迁升为江宁布政使的薛焕因熟悉洋务被清廷“赏加巡抚衔，帮办海口通商事宜”，恰遇两江总督何桂清兵败被革职，薛焕被清廷临危受命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在强敌压境却“兵无可集，将无可选，唯张空名号召征集乘城拒贼”前提下，薛焕派上海道吴煦、盐运使杨坊招募美国人华尔，创建了晚清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部队：洋枪队。
       这华尔乃美国人，十六岁入美国文理军事学院学习，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打过仗，长期在海上及中美洲从事冒险活动，后流浪到中国，在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极富战斗经验。
但成立洋枪队却大费周折。此时咸丰帝被英法联军逼逃热河，知薛焕在上海募用洋人搞洋枪队，自是非常生气；而朝中大员也多为“天朝独尊、四夷宾服”观念所囿，只记得当年金戈铁马杀进关来的威风，对“西夷淫技”极是鄙视。
但成立洋枪队最大压力却来自英国。英国认为洋枪队破坏了西方在清廷与太平军间“中立”形象，担心华尔会代表美国利益。英驻华舰队司令何伯担心中国军队由此发展壮大，竟以华尔招募英舰逃兵和违反西人中立为由逮捕了他，欲将他驱逐回美国。
为让洋枪队成为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薛焕煞费苦心做了三件事：
1、奏请清廷同意让华尔加入中国籍，以中国公民身份当洋枪队队长。由于华尔坚称已加入中国籍且入赘为杨坊女婿，何伯才不得不释放华尔。
2、趁洋枪队在上海五战五捷机会，奏请清廷赐华尔四品顶戴，将洋枪队更名常胜军。这样，华尔正式成为清廷命官，而洋枪队也嬗变为清军。
3、逐步削弱洋人在军中势力：除士兵多用中国人外，以上海道吴煦为常胜军督带、盐运使杨坊为会代、参将李恒嵩为协带会同管理。
在清军装备还是落后的刀、戟、剑、矛以及少数火绳枪时，由于薛焕在上海开创了改组清军装备与建制先河，且洋枪炮威力惊人，上海战役后仅四天（1862年11月17日），清廷就谕令各地选派军官到上海学习西洋兵法与枪炮技制造术，“以为自强之计”。接任薛焕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的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就“尽改旧制，更仿夷军”；而接任薛焕两江总督与通商大臣的曾国藩，因惧守旧派攻击上疏请辞通商大臣职务。既是薛焕好友又是曾国藩亲家的郭嵩焘很不客气地指责曾国藩：总督本应兼通商大臣，为何要躲避自己不喜欢的事呢？遇到艰难险阻骂讥困辱当泰然处之，负天下之重而让别人诽谤去。你却想躲开，那么谁又该来干这事呢？薛焕得知后大为高兴，积极支持郭嵩焘，而曾国藩也在大家的推动下逐步成为洋务派之首。
力保澳门主权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薛焕调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不久，即遇葡萄牙国派澳门总督阿穆恩为公使前来互换两年前签署的《和好贸易条约》。
    这《和好贸易条约》除了规定葡萄牙在中国获得同英法同样的通商特权之外，最重要的是关于澳门的第九款：“仍由大清国大皇帝任凭设立官员驻扎澳门，办理通商贸易事务，并稽查遵守章程……其职任、事权得以自由之处，均与法、英、美诸国领事等官，驻扎澳门、香港等处各员，办理自己公务，悬挂本国旗号无异。”
    当时参加订约谈判的大臣们仅着眼于条文中“仍由大清国大皇帝任凭设立官员驻扎澳门”一句，就认为中国可照旧在澳门设官治理自己国土，对后面的话，却因缺乏国际公法常识，对其实意茫然无知。
    签约葡使基玛良士对这一瞒天过海的规定欣喜若狂，认为这等于中国承认澳门隶属于葡国，迫不及待地于1862年9月11日单方公布了这中国方尚未用玺的条约，还在序言中声称：“葡萄牙王室在澳门的权益首次得以明确，澳门独立已通过此条约得到确认。”但签订条约的所有清廷官员，直到葡使来天津要求互换条约之前，都没觉察到被基玛良士所愚弄。
清廷接葡国换约照会后，发现葡使此行不但为换约，尚有染指澳门以西各海口要求。为“杜其过肆要求之渐”，同治三年四月，“大清国大皇帝”在候选钦差名单中选中“洋人畏服”的薛焕“便宜行事，办理互换条约事宜。”
薛焕接旨后，为“查看有无别情”，并不急于启程，而是在京连日检查原钦使签约的案据，发现该约第九款无疑承认澳门主权属葡国，应该删去。但修改这已经画押只待用玺的条约，不但意味着前钦使无知，还意味着两年前分管签订这条约的恭亲王失察。若处理不当，不但会得罪正赏识他的恭亲王，还会为中国造成巨大损失。
    为得到清廷上下支持，同时不给葡使“中国不换约”的口实，薛焕很委婉地上奏朝廷：“并非欲更改条约，不过于条约未明晰之处，预为申叙明白，以免日后争执，使彼不致执以藉口。”这样既维护了原钦差的面子，又不让葡国“合法”占领澳门的计划得逞。
    薛焕将“删易后再换约”的意见与恭亲王“再四熟商”，得到其支持后方离开北京，于五月十四日约葡使阿穆恩在天津公所会晤。当薛焕向阿穆恩提出修改意见时，阿穆恩竟“一闻条约尚有应商之处，即怫然而去。”随后照会清政府：“贵大臣（指薛焕）更易在澳设立中国官，有收到澳贸易航船之税务，此乃立海关之意，本大臣听之骇异。而薛大臣随说澳门乃大皇帝（指中国）之地，应由此而行……”
    澳门乃中国领土，中国应在澳门设海关而非驻外领事馆！薛焕等立刻对阿穆恩的无礼提出严重抗议：“查第九款内载明，大清国任凭设立官员驻劄澳门办理通商贸易事务，所谓仍设立字样，自应仍旧设立。方与仍字相符，并非格外增添。惟此官是否止收中国船货之税，亦须事先商明，方免日后彼此争论。凡此皆乃中国美意，而贵大臣以为骇异，殊令人不解……贵大臣于公所会议不过片时，所议公事只题数语，其中细情全未详细辩论，即负气而走，本大臣等与各外国办事已历十余年之久，从未见如此行径。”
    几经会商，阿穆恩见薛焕等坚持修改条约中那“偷梁换柱”之笔，不敢再提染指澳门以西各海口要求，只能坚持条约“业经该国主批准，须俟换约后方可再行商量改约之事”。薛焕等立刻识破阿穆恩此说的欺诈性：“明系有意欺狂，欲将条约换到彼手，仍申前说，求开西路各口。而我所商之事，则指为条约已换，无可更易。”
    阿穆恩无计可施，于六月二十日无故离开天津，并照会各国公使，说中国要悔约。但因该条约的葡文译本在关键处被葡、法合谋篡改，中国有权坚持删易后再换约，各列强不便插手，当初帮助葡国的法国公使因离任也无力置喙。该条约因未互换不能生效，葡国宣称的“澳门的独立已通过此条约得到了确认”最终成为泡影。（本节资料来源：《澳门专档》卷三）
创建尊经书院
薛焕家族中人多从事教育，其入川二世祖薛俊杰为金堂县训导，三世祖薛维翰、四世祖薛纬皆当过清溪县训导，祖父薛澐是重庆府训导，大伯父薛启模是夔州府教授，二伯父薛启楷是乐山县训导，叔父薛启材是重庆府训导，兄薛煐是黔江县教谕，弟薛熏是阳县教谕，堂兄薛凤翔是夔州府教谕，侄薛华墀是成都府训导兼锦江书院与尊敬书院监院……曾任礼部侍郎的薛焕深谙革新教育制度对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致仕后，率先在川解除八股文禁忌，创建了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在它之前，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康熙四十三年设立的以八股文为主的锦江书院，在近代中国大变革格局下，显得越来越不适合时代需要。就像当年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样，薛焕想趁此有生之年在四川创建一所中体西用的书院，于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成都文庙西侧石犀寺旧址修建了这所新的书院，并担任山长。

                                                                                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

有人认为，尊经书院大门匾额所书“石室重开”，是两千年前蜀郡太守文翁在这儿创建的“文翁石室”又得重开的意思，是直接反映书院上承文翁遗教、振兴西京之学的办学宗旨。其实，薛焕在此还暗喻了另一层意思：清廷这道闭关自守的大石门总算被打开了。
因当时守旧派势力很大，薛焕不能正式提出中体西用的办学方针，只能在“通经学古”的前提下加入西学。薛焕任了六年尊经书院的山长，死后由好友王闿运接任，王闿运走后由侄儿薛华墀接任，皆以振兴新学为宗旨。
尊经书院创办后，随着西学范围不断扩大，中体西用的主张不再被人视为离经叛道。其学以致用的新知识不仅奠定了四川新的教育方向，使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还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人才，如著名的经学家廖平，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罗伦、被孙中山追赠为四川三大将军之一的彭家珍、辛亥革命中领导荣县独立的吴玉章、共和国副主席张澜等。
                                                                               金夫人教子相夫的“吾家清德”
 

                                                      薛华培手书：祭母文（资料来源：哈弗大学燕京图书馆《薛母金太夫人传》
       薛焕的原配夫人赵氏在薛焕中举后不久因病去世。在整个宦途中陪伴他的是次夫人金氏。据晚清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李瀚章撰的《薛母金太夫人墓志铭》载，金氏是浙江平湖县人：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生而有柔嘉淑慎之德……恭俭慈惠，而动不过礼，生平无疾言遽色”。十七岁嫁给薛焕为继室后，“继故原配赵太夫人持家四十年”，平时素衣简食，持家“务崇俭约”。对下人“驭下犹宽，皆爱戴，愿为尽力”。在相夫方面，“躬勤劬以主内，致门以内肃然秩然。”
        在儿子薛华培受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命查验安襄郧诸属水陆各军及三府文武官声政绩戒途之日，金夫人谆谆告诫“仕途清苦，励节为准，往往不求贪而贪至，汝其勉之，勿丧吾家清德”并监督其行。“培懔遵而行，凡以苞苴进者，皆谢不敢受。”
       在丈夫薛焕临危受命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面对数十倍强敌进攻众人皆欲逃跑时，金夫人为激励士气，竟散财犒军，在官舍井畔抱着刚到四岁的女儿（此女后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李瀚章长媳）坐了七昼夜，发誓说，只要上海城破，就跳井殉夫。见妇孺都不畏死，将士们皆用命守城。“当时论者谓公（薛焕）保障东南之勋不在张睢阳下，而太夫人与有劳焉，挽车截髢之贤不足喻也！”这事后，金夫人被清廷诰封为一品夫人。
        金夫人作为一品夫人，去世后，儿子薛华培在上海竟需竭尽全力筹资，方能扶其灵柩回四川宜宾薛家桥安葬，可见金夫人言下“吾家清德”对头品大员薛焕家族的约束力度。
                                                                                       维新中坚薛华培
        薛焕共三子，长子薛华垣，候选道欽加按察使司衔以军功赏戴花翎；次子薛华坤，正二品荫生，钦派大臣考取二等，分发河南补用道。二人皆是薛焕原配赵氏生，皆英年早逝，现有史料所记无多。
薛焕的三子薛华培（1861-1906），字次申，为继室金氏生，二品荫生，湖北候补道。从小跟在薛焕身边，在其熏陶下不但锦衣玉貌、才华横溢，且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参加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总是敷衍了事，没事总是与江浙名士们研讨时事及吟诗作赋。
        1897年，江浙名士们聚集上海，选出江南花榜状元张四宝。出生世代书香的薛华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张四宝娶回家中。在那门第观念极重的封建时代，实在需极大勇气，虽为封建卫道者不屑，但在江南士子中却传为美谈。
薛华培娶张四宝的第二年，即光绪帝决心搞新政的戊戌年（1898年）。为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才，光绪帝仿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而特设经济特科，要求各地举荐人才，最后选定十七名入京，其中就有薛华培。
        薛华培为策动北洋军支持光绪帝变法，告别慈母由上海赴直隶。不料守旧派簇拥“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卷土重来，在这关键时候慈禧将心腹荣禄实授为影响清廷安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换下重用薛华培的原总督王文韶。帝囚瀛台，其变法倡导人梁启超、智囊康有为逃到日本；谭嗣同、杨锐等六人被斩菜市口，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六君子”。唯一在地方认真实施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因曾向光绪皇帝保荐变法人才（其中含薛华培），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罪与其子户部主事陈三立同时被革职；幸好薛华培在这政变前夕因生母金氏去世到上海奔丧，侥幸躲过屠刀。
       后薛华培避居南京，在联合江南名士张謇（状元，翰林院编修）、志钧（珍妃胞兄，进士）等响应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旨在复起光绪帝，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不久以失败告终。
失败后的薛华培在潦倒中病死南京。患难中，张四宝始终跟随身侧。在薛华培临终前，张流泪满面握着他的手说：“夫君失意将死，妾也不会独生……”随即服毒自杀。薛华培悲恸昏倒，醒来后，布置好丧事，在三日后死去，年仅四十五岁。
为悼念英年早逝的薛华培与殉情的张四宝，江南士子们纷纷赶到南京献上悼词与挽联。时在诗坛点将居首座的陈三立在《哭次申》中，以东晋时南渡金陵诸士大夫新亭对泣典故，哭薛华培之死：
    “锦衣玉貌过江人，几礩塵埃賸我親。
        万憾都移疽发背，九幽更恐債缠身。
        羽毛自惜誰能識，圭角難礲稍未纯。
        此後溪桥候明月，一披蕭卷一酸辛。” 
       其中“锦衣玉貌”是对薛华培的写真，而“过江人”则出自《世说新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拥护戊戌变法者在失败后的心态。
 

                                                                               赵滨彦送薛华培的温酒盅

                                                                                薛焕家族在晚清的作用
        清廷钦定的薛焕墓志铭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秉公办事方面的评价为：“不为苛细，尤严邪正公私之辩……”对他锐意改革方面为：“公为政持大体，高瞻旷览，归画远利……”对他用人方面为：“即有造请，必视其立身植行，可择而取……”对他总的评价则：“延庆一身，光明俊伟。终其所怀，已溺已饥。”
       这里的“已溺已饥”，乃指薛焕“关怀百姓疾苦，以消除为己任”之意。然而薛焕最值得称道的挽中华民族于危难的富国强兵梦其墓志铭中却没有，而只能散见于各种史料。
而对薛华培，江南才俊孙宝瑄的挽薛华培联极为精炼地描述了他在爱情与事业上悲剧的一生：
        相如慷慨，未免有情，谁见文君先効死
        亚父抑郁，赍志以殁，安得史公为写真
       上联用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与薛华培、张四宝爱情相比，认为卓文君为司马相如琴声所动，抛开富贵与其私奔的爱情故事虽为千古美谈，但倾国名花张四宝在薛华培穷愁潦倒后仍坚贞不渝以死相随，则更难能可贵；下联，则用西楚霸王项羽的亚父范增“赍志以殁”的典故哭薛华培维新以富国强兵的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潸然泪下。
        薛焕在晚年特别注重中国的教育革新。其子侄在晚清多为教谕或训导，其中薛华墀从尊经书院成立起一直具体负责书院教务，在四川推行新学中起了巨大作用。而族中为教谕或训导的十数人在川内各地（含重庆）相互呼应，为四川教育革新起了不小作用。故薛焕墓志铭对他在教育方面的评价为：“购置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尤伟。”
        不过薛氏家族虽积极倡导富国强兵之道，但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与他们所倡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他们所受的打击远远大于成功。并且，薛焕仅举人出身，他那科的同年中没一个“强援”，所依靠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地方大吏，因太平军之故，多遭革职、殉职，整个江浙系统除薛焕外几近全军覆没，更是引援乏力。而欣赏他的洋务之首恭亲王正拟重用他时，恰遇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权力之争牵连到薛焕，致使薛焕“吁请终养”告病还乡。薛焕的墓志铭用“道赢志绌”四字归集他锐意改革却屡受打击一生，可以说是对整个薛氏家族破碎的“富国强兵梦”描写。
 
                                                                     兴文县富安乡水车坝天堂村薛氏聚居地的石拱桥


                                                    薛焕出生（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史馆图书文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