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渊源：源于古肃慎族。
目前，中外学者公认的看法是，先秦古籍中的肃慎族人，就是今天满族的最早先民。肃慎族起源于鸟图腾。汉朝以后，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出现的邑娄族人(后汉、三国)、勿吉族人(北朝)、靺鞨族人(隋、唐)、女真族人(辽、金、宋、元、明)，都是肃慎族人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民。
从考古学上看，新开流文化是肃慎族人先世的遗存。那么，分布在三江流域的、由新开流文化演变而来的饶河小南山遗址、今东北抚远的海青遗址，可能是商周时期肃慎族人留下的遗迹。小南山遗址位于今黑龙江饶河境内。在兴凯湖以北、穆棱河下游和乌苏里江左岸地带，还有同类型的虎林姚营、吉祥、大、小穆棱河、五林洞遗址。从年代上看，它晚于新开流而早于海青。海青遗址也在乌苏里江左岸，分布范围大致在乌苏里江流域和松花江、黑龙江的汇流地带。这个地带，或许是古肃慎族人的发源地，是肃慎族人的最早故乡。
肃慎族人，是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据使籍《竹书纪年》记载：“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虞，就是“唐尧虞舜”中的舜帝；夏，就是公元前2100年建立的夏朝。这就是说，早在四千多年前，肃慎族人已经定居在白山黑水之间。所谓白山黑水，就是今天的长白山与黑龙江一带，一般也泛指东北地区。《山海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而不咸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
肃慎族人，又称息慎、稷慎、肃昚，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肃慎族人就是严肃谨慎的人，但这很难说得通。稷慎一词，可能是稷神的音转，稷是古代粮食作物，黍、高梁叫稷，粟的别称也叫稷。在中国古代，农官就叫稷，农神也叫稷。这样看来，稷慎人可能是植物图腾氏族发展来的，这在远古神话传说中并不少见。
肃慎又与肃昚的读音相近。“昚”与“骕”二字读音相同，骕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因它飞奔的形状近似肃昚鸟而得名。骗，是雁的一种，又是传说中的五方神鸟之一。这就是说，肃慎族也可能以鸟为图腾，而这种鸟很可能是鹅鸠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鹰”。在满语中，猎鹰海东青叫“宋昆”，正是汉语鹅鸠的译音。宋、昚、慎是同一字的转译，就源于鹅鸠这种鸟名。汉语鹅鸠一一鹰，满语译作宋昆，再汉译为海东青。汉语称雁为雁鹅，可知肃昚既是雁名又是鹰名。
有人说，肃慎、息慎、稷慎，是“女真”的同音异译，在通古斯语中为“人”之意，是他们的自称。而满族人是女真族人的后代，这也表明了肃慎族人是满族祖先的这一事实。
肃慎族在人种上属于蒙古人种，与中原远古居民有血缘关系。在华夏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同时，肃慎族的共同体也在形成。综合人种学资料、考古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目前出土的安图文化、西团山文化和莺歌岭文化，据今约三千年，相当于西周早期，很可能就是肃慎族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
可以这样推断，肃慎族人是在今黑龙江中游地区形成为民族的。从分布来看，历代有所变化。早先，周天子大会天下群臣，周边少数民族头人按方位入座。肃慎族人的头人呢，就在东面的北方座位上。当时燕国的辖境，远至内蒙的哲里木盟，接近肃慎西部地区。这样看来，今辽河以东，北至黑龙江中游，南至松花江上游中段，东抵海滨的广大地区，就是肃慎族人活动的范围。
从史籍《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之类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可以了解肃慎族人的很多情况。他们以狩猎经济为主。弓箭是他们的武器和工具，这种弓有三尺五寸长，用野兽、大牲畜的皮、筋来作弦，射程较远，杀伤力大。
肃慎族人喜欢养猪。但与汉族的习惯圈养不同，他们习惯自由放牧，任猪群漫山遍野乱跑，随意繁殖。一到寒冷季节，他们要杀掉一大批，用冰雪冻上猪肉。只留一小部分，饲养在人们过冬的地穴里。各家族的首领们，把冻肉平均分给家族成员。只把冻肉在火上暖一暧，大家就那么生吃起来。他们用猪皮裁制衣裳，还用猪毛纺线：他们不习惯于穿裤子，只在腰间系一块遮羞布。他们还在身上搽上一层猪油，用来防寒和皮肤干裂。条件好的富有人家，还畜养大群的马、牛、羊。
肃慎族人的住房，在夏天和冬天是不同的。夏天，在密集的几棵之间，他们搪上一些横木，然后铺上树枝和柴草。这样，既可防野兽侵袭，又可防蚊虫叮咬。冬天，他们又搬进深深的洞穴，要用长长的梯子，才能通到下面。在洞底的中央，他们生一堆火，周围铺上树枝、柴草和兽皮。这就是一个相当温暖的家。
肃慎族人不论男女老少，时兴留着长长的发辫。不仔细观察，很难分辨他们的性别。肃慎族人的婚姻十分有意思，男女之间自由恋爱，一对相爱的男女，只需男子把一根美丽的羽毛插在姑娘的头发上，女方同意了就可以先被带到男方家里，然后再向女方家庭送些彩礼，这就算正式结婚了。肃慎族人只有已婚女子才讲贞操，妻子一旦死了丈夫，就必须要终身守寡。
肃慎族人重视青壮年，轻视老年人，父母去世后，子孙不许哭泣，说是怕给家族招来灾祸。据说，舜帝在位的时候，肃慎族人就千里迢迢地赶到中原来朝贡，还用自制的弓箭作为贡品，表示加入舜的部落联盟。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只带箭的鹰飞来死在陈侯的宫廷里。陈侯派人去请教孔子。孔子说：鹰来自远方，箭是肃慎氏的。陈侯派人到旧档案库的金柜里，果然找到了肃慎贡矢，同鹰身上带的箭一模一样，从而证实了孔子的说法。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王朝。肃慎族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随即派人来进贡槽矢石砻，在箭杆上刻有“肃慎氏之贡矢”的字样。周成王征服东夷之时，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也建成了，肃慎族人又派人前来庆贺，贡献了一种类似鹿的动物“大麈”。当时周成王还叫荣伯作了一篇《贿肃慎之命》，对远道而来的肃慎表示慰勉。周康王在位之时，肃慎族人再次到洛阳来进贡。可当时的燕国、山戎、古朝鲜很强盛，阻拦了肃慎族人西来的道路。要不然，他们与中原地区会有更多更密切的往来。
肃慎族的文化遗址有今莺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镜泊湖南，距今约三千年，在时间和地域上，与关于肃慎的记载有很多吻合之处。在莺歌岭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以及各式各样的工具和用具。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还出土了一批陶制小型原始艺术品，包括陶猪、陶狗和陶熊。这些古代文物的出土，表明这里的居民使用石器、骨器和陶器，从事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兼事渔猎，还有了简单的手工纺织。从出土的陶猪的形态来判断，已知猪是他们的主要肉食来源。从陶猪的形象看，头占全身三分之一，脊部鬃毛高耸，处于野猪到家养猪之间的过渡体态。猪的饲养，必须以相对稳定的农业为前提。而大量农业工具的出土，又表明这已不是什么问题了。这里的人们，还修筑了半地穴式的简易住屋，“穴地而居”为的是要抵御北方的严寒。
还有宁安牛场、大牡丹、吉林延吉小营子遗址，以及俄国远东滨海地区的“贝丘文化”。这种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北起牡丹江下游和兴凯湖畔，南至北朝鲜东海岸，东到日本海沿岸，西达张广才岭东麓。莺歌岭遗址文化说明，有可能这支氏族在这里时间较长，在三千年以前发生了分化，一支东去，一支西进。在这一区域内的各部族，发展不尽平衡，文化也各有差异，而共同特点就是使用“栝矢石砻”。在古代文献中，肃慎与栝矢石砻联系在一起，“栝矢石砻”；几乎成了肃慎族人的特有标记。
第二个渊源：源于古邑娄族。
从秦、汉到两晋时期，在原来肃慎族人活动的地区，代之而起的是邑娄族人。
邑娄，又作挹娄。史籍《后汉书·东夷传》中说是“古肃慎之国”。邑娄和肃慎，既不同音，也不同义。邑娄，与医巫闾谐音。医巫闾山，又叫无虑山、广宁大山、北方镇山，是东北的三大名山之一，位于辽宁北镇县西北五公里处。山岭重叠，俨若列屏，苍松翠柏，掩映古寺，是一方旅游胜地。秦朝以前，在医巫闾山区有一个相对落后的部落，就是所谓的野人。这种野人，明清两朝还有零星遗留。医巫闾山，古为神山。有人说，是神人医和巫盖房子居住的地方，叫医巫结庐之地。
另外，庐、闾、娄三字为音转，娄也是村、屯、城堡的代称。这样，邑娄族人，就是邑村、邑屯或邑堡的人。有人考证，元朝的沈阳路一带是邑娄故地，清朝奉天府的铁岭县、承德县及宁古塔、黑龙江，也是都邑娄国的属地。
先秦一结束，肃慎族人的地位动摇了，渐渐让位于邑娄族人。从秦、汉到两晋时期，除了邑娄族人以外，在东北地区活动的民族，还有夫余族、高句丽族、乌桓族、鲜卑族。不过，与先前肃慎族人最有渊源关系的，还要算是邑娄族人。
“邑娄”一词，在古代东北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中，有燕娄、邑勒、鸭卢之类不同的译法，转译为汉语时又按中原人的理解选用适合字眼。今天的鸭绿江，即古代鸭卢江，也可以写作邑娄江。南北朝时的燕娄城，实际就是汉朝的邑娄城。今吉林永吉县有伊勒们河、伊勒们站，很有可能是历史上邑娄族人活动过的地方。
从春秋战国以来，邑娄族人自西而东迁移，从今天辽宁西部山区，转移到东部山区，再到吉林南部，最远至黑龙江东南部。与此同时，肃慎族人的老氏族，也从今天黑龙江宁安一带向东迁徙，越过乌苏里江，远至今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这样，邑娄族人就占领了肃慎族人的旧地，同那里的非肃慎族的居民——“野人”，即玄夷的后裔倭人结合起来，重新组合一个“独无法俗，最无纲纪”的野人集团，这就是两汉之际史籍中所说的邑娄族人。从此，它取代了肃慎族人的地位而闻名于世。
早期邑娄族人，仍保持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制。每个氏族(邑落)有氏族长(大人)，占据一座有险可守的山林，修筑设防的堡垒，各自为战，久久不能形成统一的军事联盟集团，没有统一的首领。
满语中称岩穴为“叶鲁”。后来的忽汗、越黠、胡里改、火儿旺阿、移澜、依兰，大概是它的音转。邑娄与叶鲁同音，就是穴居人之意。这种穴居，是一种普遍现象，与先前的肃慎族人大致相同。大的村落，由三、四十座房子组成；房子是半地穴式的，人从顶部的烟孔出人；住房中的器物多寡不一，表明各家各户之间已有贫富的分化。人们还发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在那些较深的地穴里，器物要明显比浅地穴的多一些。这说明那些富裕的人家，住在深深的地穴里，史书上也说“大家深至九梯”，大致是说起码要搭九级梯子，这才下得去、上得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就像中原内地的富人家住在的高楼深院一样。
在他们的住房遗址中，发现储藏有黍，还有石镞一类石器，这说明邑娄的经济生活，是原始农业与畜牧、狩猎同时并存的。
在黑龙江中、下游和滨海各地，邑娄族人建立了许多定居村落，过上了农业定居生活。以五谷为食，穿麻皮衣服，饲养猪、马、牛。与先前的肃慎族人一样，他们也以猪为贵，爱吃猪肉，用猪皮做衣，冬天也在身上涂一层猪油来御寒。此外，邑娄族人还善于爬山打猎，也惯于水上捕鱼。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这些大江大河里，到处可见邑娄族人驾一叶扁舟打鱼的身影。
邑娄族人“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在他们活动过的地方，出土大量的以“青石为镞”的石箭头，东康遗址还出土过箭囊。邑娄族人的弓箭，比肃慎族人又有突出的进步，他们在箭镞上还涂上了毒药，杀伤力自然也就更大了。
有人说，邑娄族人是一个强悍、好斗的民族。他们穿行于山林之间，往来于大河上下，不是在频于应付战争，就是在忙于杀人越货的勾当。邑娄有两个邻居，西南面是强大的夫余族部落，东南面是弱小的北沃沮族部落。夫余族部落已发展到国家阶段，邑娄族人却还处在氏族社会。相比之下，自然是夫余强而邑娄弱了。邑娄族人老是受夫余国的欺负，可反过来，他们又去欺负比自己更弱的北沃沮国。邑娄族人长期臣服于夫余国，间接也与东汉王朝保持了隶属关系。夫余国奴隶主贪得无厌，屡屡追加邑娄族人的租赋，逼迫他们起而反抗夫余国。
邑娄族人的葬俗，并不那么复杂。人死了之后，不像汉族人那样要停丧，而是当天就要把死者安葬在郊外。木头横竖交叉做一个小的棺椁，再在上面放上一些猪肉，作为给死者吃的东西，这与汉族的杀牲殉葬也是相似的。
邑娄族人的文化，与先前的肃慎族人、后来的勿古族人的文化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邑娄族人的文化，就像一座桥梁一样，一头连接肃慎文化，一头通向勿吉文化。
第三个渊源：源于古勿吉族。
勿吉族，始见于南北朝，但族名和族源很悠久。秦朝以前的居就族人，秦、汉之际的夫租族人、沃沮族人，隋、唐以后的乌惹族人、兀的改族人、斡拙族人、吾者族人、如者族人、乌稽族人、窝集族人之类的氏族、部落、民族的名称，与勿吉族人均很有关联。“勿吉”源于“诸稽”，是“窝集”的转音，满语为森林之意，东北人叫“树窝子”。勿吉族人，就是林中人的意思。在气候寒冷的东北，森林既是人们的好住所，也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好场所。
南北朝之初，松花江一带的勿吉族人，摆脱了邑娄族人的控制，占据了先前肃慎族人、邑娄族人的故地，成了肃慎文化、邑娄文化的继承者和光大者。
起初，勿吉族人在松花江流域定居，一度加入了邑娄族人部落。在长年征战中，邑娄族人消耗了本部的实力，难于驾驭旧肃慎地的各部落。公元五世纪初，勿吉族人踏进了奴隶制的门槛，他们很快便取代了邑娄族人，从此名声享誉中原，史籍《魏书》称之为“旧肃慎国也”。可见，勿吉族人也是肃慎族人的一部分。肃慎族人曾与之并存一段时间，居住地与夫余族人、豆莫娄族人相近，主要是活动在松花江两岸。具体而言，勿吉族部落的地理位置，在松花江东流段和北流段的广大地区，即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广大地区，中心区域在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的松花江丁字形大曲折一带。而这一地域，就出现了夫余族人和勿吉族人考古文化交融混合的现象。说明了这支力量的崛起，同时也是肃慎、邑娄长期发展的结果。
在历史上，勿吉族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北魏延兴五年(公元475年)，他们中一支重返中原；二是在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勿吉族人灭掉了称雄一时的夫余国。
勿吉族人在高句丽国以北，南界长白山，西至洮儿河源，北面和东面“不知所极”。考古学家认定，黑龙江绥滨同仁遗址，是南北朝时期的勿吉文化。这样看来，勿吉的北境，起码已达黑龙江中游一带了。
在肃慎族人、邑娄族人生产的基础上，勿吉族人农耕的比重增加了，种植有粟、麦、稷和葵，采用中原人早已淘汰的偶耕。作为森林民族，狩猎业仍占主导地位。他们还有了手推车，可是有牛、马，却不知如何使用它们。在他们眼里，牛、马和猪狗一样，饲养它们为的就是宰杀了吃肉。尤其是多猪善射，这是自肃慎→邑娄→勿吉始终一贯的。所不同的是，邑娄族人善“捕鱼”，勿吉族人善“捕貂”。此外，勿吉族人还学会了“嚼米酿酒”。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说，勿吉族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是明显的。
勿吉族人“筑城穴居”。房屋的形状，就如同一个大的坟丘，上面留一个出入口，进进出出也得用梯子。这与邑娄族人“常穴居”，“大家深至九梯”和肃慎族人“夏则巢居，冬则穴处”基本相同，依然保持了“穴居”的习惯。从穿着上看，女人们一般身穿布裙，而男人们老是身穿猪、狗皮袍。男人的头上插一根虎、豹尾，自然是为了显示勇敢。可有一种习惯，就不那么容易让人理解了，那就是无论男女，均用尿来洗手和洗脸，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道理，有待考证。
勿吉族人称长白山为“徒太山”，汉语译为“太皇山”。他们把长白山当作神山来祭祀，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在后来的女真族人、满洲人也都是这样做的。长白山成了一种重要的象征，是一种从那时起一以贯之的象征，维系了生于斯、逝世于斯的人们的愿望与情感。
勿吉族人同夫余族人的斗争，是一场民族战争，是邑娄族人反夫余国压迫的继续。这场战争，以最终推翻了夫余国的奴隶主政权而告结束。从此，散布于吉林各地的勿吉族人，与中原王朝交往更密切了。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他们前后与北魏、北齐交往有三十七次之多。从交往中，自然也带回了汉文化，从目前在同仁、老山头的出土文物来看，主要是铁器，包括铁削、铁锛、铁镰、铁带卡、銎铁锛，这对当地农业生产自然有很大的促进。
第四个渊源：源于古靺鞨族。
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其时，肃慎族人迤逦西进，在南者为勿吉族人，据夫余国故地；在北者为黑水靺鞨族人，据有北夫余国故地。占据夫余国故地的勿吉族人，后同夫余族人一部分融合，从而形成后来的粟末靺鞨族人；而另一部分勿吉族人，与北大余族人即豆莫娄族人融合，从而形成后来的黑水靺鞨族人。
从这时起，直至隋、唐、五代时期，在辽宁东部、吉林和黑龙江大部，通古斯人占了主导地位。这是那一时期东北民族的重大变化。生活在这一广袤地域的室韦族人、豆莫娄族人、乌洛侯族人、肃慎族人、勿吉族人诸部落，不仅彼此相通，还各自结交中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同时，中原汉族王朝对这些民族的分布情况和生活习俗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进而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立了一系列行政机构，伴随管理的加强和交往的密切，先进而丰富的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给东北各族的历史进程以重要而积极的影响。靺鞨族人取代了勿吉族的地位，进而称雄于黑龙江中下游和长白山以东以北地区的。至于勿吉族人，依旧还分布在这一带森林中，他们就是后来的那些窝集部人。
“靺鞨”之名，初见于《北齐书》。靺鞨，是貊族同音词，是貊族与貉族融合而成的。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族名的类似情况，还有如真番族、满番族、满离族、黄头室韦族、黄头女真族、如者室韦族、兀者女真族，回跋族。
貊族与貉族，在进入东北后逐渐结合成为新的民族。邑娄取代肃慎，勿吉取代邑娄，靺鞨取代勿吉，是一条较为清晰的演进轨迹。从总体来看，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居民，无疑是肃慎族后裔。就居民成分而言，靺鞨族人是肃慎族后裔的这一结论，自然也是成立的。所以在史籍《隋书》中记载：“靺鞨即古之肃慎氏。”在史籍《唐书》中也记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
在靺鞨族人中，较大的部落有七个：
白山部，以长白山得名，分布在松花江发源处；
粟末部，在长白山之北，分布在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延边；
号室部，在拂涅之东，分布在绥芬河流域的黑龙江依兰县；
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分布在吉林扶余、榆树县、黑龙江双城、五常县；
安车骨部，与金代的“按出虎”为一音之转，分布在阿什河流域；
拂涅部，在伯咄之东，分布在牡丹江流域宁安县；
黑水部，黑水即今黑龙江，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南北两岸。
他们之中，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是粟末部和黑水部。总的说来，靺鞨诸部的分布区域，大致是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
到了唐朝，靺鞨族人最终形成两大集团：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分别在渤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的管辖之下。唐朝中叶，安禄山曾做过平卢节度使，黑水靺鞨、渤海靺鞨，自然也是在他的管辖之下。
靺鞨族人是在肃慎族人故地发展起来的，而靺鞨族人分布区域又多肃慎居民，因而社会生产必有地域上传承特点。靺鞨诸部落的社会经济，与北魏时的勿吉大略相同。不过，由于靺鞨族人部落众多，分布极广，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
靺鞨文化遗址，广泛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每一处遗址存在有诸多细微的差异，反映了靺鞨族人各部在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各自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同一勿吉文化和夫余、沃沮之类不同文化的融合。靺鞨族人的陶器极富特色，一般为泥质陶，也有夹砂陶，有手制，也有轮制，陶罐多敞口和侈口，短颈，斜壁深腹，平底，口沿上大多附加堆纹，在颈、肩部往往饰以篦点纹、凸弦纹和水波纹。
靺鞨族人使用铁器已很普遍，出土最多的是吉林大海猛遗址、黑龙江中游的靺鞨遗址。大量铁制武器和生产工具的出土，反映了靺鞨工匠在金属加工方面的高超技术，也说明靺鞨族人是勤劳善战的民族。不过，靺鞨族人还没有最终摆脱和排斥石器，在遗址中也零星出土了刮削器、石镞、砺石。在靺鞨族人的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马骨、猪骨。马是靺鞨族人的骑乘、运载和狩猎工具，猪是他们的重要衣食之源。这表明了靺鞨族人的经济生活，乃是畜牧、农耕和狩猎并存。这也是靺鞨文化所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
黑龙江下游两岸的黑水靺鞨族人，仍以原始的渔猎经济为主。有少量的农业，种植粟、麦、稞、还会用米酿酒。猪仍然是主要财富，是区分贫富的标志。富人死后，要用上百头猪祭祀，穷人只用几头猪了事。黑水靺鞨族人素以劲健剽悍著称，习惯于编发辫，头上插有雉尾冠饰，缀野猪牙串于脖子和腰间；擅长于步战，手持一尺二寸长的矢石砻，就是过去肃慎族人的“(木苦)矢”遗制；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先挖一个地穴，穴顶支架起木头，覆盖上泥土，外形像一个坟丘，这就是他们居住的半地穴式房屋。夏则出随水草，冬则人处穴中。唐朝在黑水靺鞨族人的居地设置了勃利州、黑水军、黑水都督府，类似于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做法。
地处松花江上游的粟末靺鞨族人，适宜于农耕，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水平，比其他各部要发达得多。在中原王朝影响下，粟末靺鞨族人率先跨入阶级社会，进而迅速封建化。社会内部的私有制逐步取代了公有制，对邻居的财富产生了更强烈的贪占欲望，战争于是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有部分粟末靺鞨族人南迁，他们的酋帅曾做了唐朝的官员，而留居故地的大量粟末靺鞨族人，则成为后来后渤海国(唐朝渤海都督府)的主体民族。
契丹强盛，攻灭渤海，黑水靺鞨从属于辽国，改称五国部，成为大辽国监领下的松散的部落联盟。
第五个渊源：源于古女真族。
宋、元两朝时期，女真族形成和崛起，从根本上改变广东北地区的历史，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宋朝人说女真族“本名朱里真，番语讹为女真”。可见，朱里真是汉名。为避辽兴宗耶律真的讳，改称女直，也写作女质。
女真族一名，最早出现在公元七世纪。史籍《金史》中是这样记述女真族的起源的：女真族的始祖函普，有兄阿古迪弟保活里。在唐朝贞观年间，因氏族离散，年逾六十岁的函普，从高丽旧居出走。他的哥哥信佛，留在了高丽，只有保活里随他出来。走到完颜部时，正巧碰上人们互争财物，械斗不已，函普出面调停，平息了事态。作为酬谢，完颜部族人送给了他一头青牛。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他又用这头青牛作为聘礼，和完颜部的一个六十岁的老妇人的女儿结了婚，婚后生了二男一女，他和他的子女们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完颜部人。
完颜部居住在鸭绿江上游及图们江流域，女真族是由这一带的朱里真人组成的，与采集珍珠的居民有关。完颜一词，是从汉语“蜿蜒”音转的女真语。依傍绥滨蜿蜒河而居的黑水靺鞨一支，如星散一般分布各地以后，就以蜿蜒河之名来作为氏氏。“蜿蜒”、“完颜”乃是同音异写。所以，完颜部作为黑水靺鞨一支，是从蜿蜒河畔辗转游徙，迁移至阿什河之滨的。天长日久，女真语“完颜”演变为汉语的“王”。完颜氏，是女真族中的王族。女真族从长白山移居黑龙江中游，而完颜部就定居在完达山。完达山，相传是完颜部人女真王到过的地方，主峰在黑龙江中游北岸的俄国境内。
在辽国时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有七十二部落”，地方数千里，人口超过十万户，散居山谷之间。渐渐地，女真族由分散的氏族部落统一起来。部是从部落发展来的，族由氏族血缘关系改组而成。不相统一的部落，发展到“远近相服”而推举了“酋领”的部族，酋领必然派出自己家族成员，到那些归附的部落取代原来首领的职权，于是出现了以氏代姓、统属其部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辽过时期女真族分布范围较广：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居于咸州(今辽宁开原)东北至束沫江(今第二松花江)之间，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的称之为“回跋”或“回霸”；居于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夫余石头城子)东北，直至黑龙江中下游的称之为“生女真”；居乌苏里江以东而近东海(日本海)的称之为“东海女真”。
契丹贵族对女真族的政策，是实行“分而治之”。他们把强宗大姓骗至辽东半岛，编入契丹国籍，称为“合苏馆”，又作曷苏馆、合苏衮、是女真语“藩篱”的意思。这些人就是“熟女真”。另一部分留居粟末水(今松花江北流段)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之东，这些人就是“生女真”。黑水靺鞨后裔，是生女真族人的主体。后来建立了金国时期的完颜部，就是生女真族人的一支，亦是黑水靺鞨的直系后裔。
辽国时期的生女真族人长期没有本族文字，通常还是用结绳、刻木之类原始的方法记事。他们既不懂汉文，也不懂契丹文，至多通晓契丹语，仅仅凭记忆往来传话和充当翻译。至于成文的天文和历法就更谈不上了，只是凭借世代相传的经验来识辨四季和记忆自己的年龄。以“青草几度”来判断岁月，草青一次当作一年，自然本人也就增长了一岁。生女真族人遇到疾病，很少用药医治。同时，居处地势的复杂和生产生活的多样化，炼就了生女真族人的娴熟骑术。史籍《说郛》上说他们“骑上下崖如飞，渡江河不用舟楫，俘马而渡”，简直可以说是神奇至极了。农副产品除自用和就地交换外，还远运到宁江州的榷场上去出售，主要货物有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密腊、麻布之类。
生女真族人习惯于依山谷而居，住的是木板屋，大门一律东向。家家产户烧火炕，用来取暖、抗寒和除湿。他们久居深山，多饶林木，因陶器粗陋，瓷器又难得到，于是盛行使用木器，碟、盆、杓之类生活用具多为木制。女真族人很喜欢饮酒，爱吃别具风味的肉菜粥糜，这是由鲜肉和野菜捣成的肉馅泥。他们还采摘芍药花的嫩芽做成鲜脆佳肴，味脆美，香久留。
生女真族人地处寒冷地带，衣裳多用各种皮毛制作，富人以貂鼠、狐貉皮为裘，贫者以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为衫。在婚姻形态上，大体确定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形式，同时存留诸如自寻配偶和抢婚的遗风，还表现为“男下女礼”，就是在女家举行结婚仪式，鼓励“入赘”。
而生女真族人中最强大的完颜部，后又分为十二部，以部为氏。
函普的后人，担负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绥可时期，已定居安出虎水(黑龙江阿什河流域)，种植五谷，制造舟车，建筑房屋，学会了烧炭和炼铁。乌古迪时期，史称“自景祖(乌古迺)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乌古迺奠定的基础，为他的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女真族的强大，引起辽国贵族的不安。不仅派重兵防御，大辽皇帝还年年东巡。辽国每年要向女真族征收贡马万匹，契丹贵族强买女真族的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等物品，还随意强抢、殴打女真族人。辽国和契丹贵族的残暴，自然也引起了女真族人的不满、愤怒和反抗。
1、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时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不仅统一了女真各部，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壮大了武装力量，还领导了当时东北的汉族、渤海族、契丹族、室韦族、铁骊族、兀惹族人民共同反辽的武装斗争。他生前还和南宋王朝达成协议，南北夹攻辽军，协助南宋收回燕云十六州。宋、金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频繁。
完颜阿骨打在繁忙的战争年代，仍很注意农业生产，对黑龙江流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做了不少努力。在他生前还创制了女真文字。公元1125年宋、金两国联合攻灭了辽国。后来，宋、金双方缔约，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形成新的南北对峙。崛起于白山黑水的金国，拥有了北部中国的广大版图。
金国时期采用了宋、辽宫廷官制。在地方上，州县制与猛安谋克制并行。猛安谋克，是女真族人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
金国时期有十九路总管府，分掌各路兵马和居民。东北地区分属北京路、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以今辽宁宁城县为中心，领辽西地区和吉林北部。上京路以今黑龙江阿城县为中心，领吉林北部、中部及长春、黑龙江。东京路以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管辖辽东广阔地带。
女真族人在夺取了辽国政权以后，强令中原人口搬迁到黑龙江流域。这里，土地平坦肥沃，人来多了以后，出现了到处有村落、庄稼满田野的兴旺景象。农业生产技术有所发展，如松花江畔的肇州、冷山一带，不仅种植五谷和蔬菜，还从外地移植回鹘豆、西瓜、红芍药、桃树、李树。
金兵从中原掳掠来一些木匠、造船匠，学习修造中原式的运粮船。他们还广泛应用中原建筑的工艺流程和风格。开矿、冶炼也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矿洞规模之大，冶铁炉之多，还有金银制品、陶瓷烧制、铁制农具的生产技术，大大超过辽代。几乎与中原一样，只是质量稍有不及而已。如铸铜以铜镜居多，工艺一般虽较粗糙，不过也有像在黑龙江阿城县出土的双龙纹铜镜这样的精品。
金国时期也有了自铸的铜钱，包括“正隆通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还发行了叫“小钞”、“交钞”的纸币。商业贸易以国家经营为主，以盐为大宗。只有很少量的一些金、银首饰的交易归私人商家经营。金、银器上的“上京翟家记”字款，说明上京的翟家是自产自销的私人银号。
女真族人不仅有本民族的语言，还有本民族的文字。女真文字最早是由一个叫完颜希尹创制的，他仿照汉字楷书，参照契丹文而创制了女真大字。后来，又颁行一种女真小字，是仿照契丹字和汉字的偏旁创制而成。这种女真小字流行很广。流传至今的女真文已经不多，吉林扶余县石碑崴子屯有一通碑，叫《大金得胜陀颂碑》，是目前最为珍贵的女真文字实物。女真文字一直沿用到明朝，凡是在女真族人地区任职的文武官员，晋京朝见的奏疏、表章，一律要用女真文字书写。在中国文字史上，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一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女真贵族不仅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还自觉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金国建国之初，女真族人的文化还很落后。入主中原后，征集到大批汉族图书，一批汉族文人前来归附，使女真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女真贵族自幼学习汉族语文和各种文化知识，朝廷还采用骈体文写诏谕和奏章。唐、宋诗词，也是金国时期宫廷文学的主要形式。女真贵族完颜踌，能诗善画，他在《思归诗》中有“新诗淡似鹅黄酒，归思浓如鸭绿江”这样颇为风趣的诗句。
金国时期女真族人的歌舞音乐也受中原影响，常用乐器有的箫、琵琶、笙、鼓之类。宫廷乐工、歌女也能表演柳永的《望海潮》一类的乐曲。
女真族人信奉珊蛮教。珊蛮，即萨满。在女真语中，把巫婆叫珊蛮，所以珊蛮教实际是一种巫术。重要的是，后来的满洲人也信奉萨满教。金国时期女真族人也接受了佛教和道教，于是各地出现了许多佛寺和佛塔。
南宋理宗赵昀端平元年(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三年，大蒙古汗国木亦坚汗孛儿只斤·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在蒙古人铁马金戈的有力打击下，盛极一时的大金国土崩瓦解。先前徙居中原、华北和辽东的女真族人迅速被汉族同化。而那些留居在故地的女真族人，似乎一夜之间作鸟兽散，重又分散为众多的部落，接受了来自元朝新政权的统治。
在元朝，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称之为混同江，元朝在这里设立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邻、荸苦江五个万户府；又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设东征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阿速古千户所，在滨海地区设鲸海千户所，在黑龙江下游设兀者野人、乞列迷万户府。一般情况是，万户府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又有百户所。这些女真部落，“各仍旧俗，无市并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太祖朱棣曾派人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招抚女真族人。女真，原作“朱里真”，又作“朱里扯特”、“主儿彻惕”、“主儿扯惕”、“拙尔察歹”，满语称之为“珠申”、“诸申”。
2、明朝女真族人的分化和重组：
明朝先后设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奴儿干部司三百八十四卫，统辖整个东北地区。女真族人分布在松花江以东，黑龙江下游以西，濒临日本海，南界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区。明初，依照分布区域，把女真族人划作三大集团：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建州女真，以原渤海国建州为部名，分布在长白山、牡丹江、绥芬河之间，以今吉林珲舂县、黑龙江宁安县为聚居地。建州女真原为居住在黑龙江三姓(今依兰)的火儿阿部。明初，火儿阿部酋长阿哈出，赐名李思诚，任建州卫指挥。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阿哈出死后，他的儿子释家奴，赐名李显忠，世袭父职。宣德年间，阿哈出之孙李满住，率部从三姓迁至宁古塔，又迁至婆猪江(今浑江)一带。正统初，因受海西女真、朝鲜的侵扰，又迁到苏子河上游的灶突山(今辽宁新宾县呼兰哈达)附近。建州女真另一支，为居住在三姓附近的斡朵里部，酋长为猛哥帖木耳(孟特穆)，明永乐八年，因野人女真侵扰而南迁，几经转迁，于明正统初年重新集结于浑河流域。
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朝设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万历年间，明朝先后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公元1583～1593年，努尔哈赤用兵十一年，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为中心，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公元1599～1616年又相继统一了扈伦四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自己称汗，国号“大金”，以赫图阿拉为兴京，史称后金。
海西女真族人，沿用了元朝地名，因居地在东海之西而得名，分布在松花江下游的吉林扶余县至黑龙江阿城县一带。海西之名始见于元朝，泛指海西诸卫的女真族人。海西女真有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部，又有山夷、江夷之分。山夷依山作窟，即熟女真完颜种；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族人人。哈达、叶赫属山夷，而辉发、乌拉则属江夷。后迁至呼兰河流域，呼兰与呼伦(扈伦)为音转，又称呼伦四部。十七世纪初，为努尔哈赤所统一。
野人女真族人，同样是沿袭元朝旧名，是女真中比较落后的一部分，故冠以“野人”之称，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及乌苏里江以东。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东海窝集部，分为萨哈连、呼尔哈、瓦尔喀、库尔喀四部。而呼尔哈部，是建州女真的老家所在。后来，留居原地的仍为呼尔哈部，而迁走的就是建州女真。
明朝时期，女真族人是重新组合的民族。建州卫、毛怜卫的女真族人，多是渤海族遗民，从事农耕定居生活，种谷纺线，饮食服用，与汉族没有多大区别。海西女真族人，多是金国时期完颜部后裔，同样也从事耕稼，他们倚山作寨，亲属聚居在一起。野人女真族人，又称女真野人，是女真族人同赫哲族、鄂伦春族融合而成的一支，风俗与海西女真相同，所不同的是，“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
3、满族的最终形成：
满族爱新觉罗氏家族，满语为Aisingioro Hala，原居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地方，始祖名叫猛哥帖木儿，汉译“孟特穆”，是胡里改(乌德盖人)、斡脱怜(斡朵里人)两个万户的部族酋长阿哈出的儿子，即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也就是“大清肇祖原皇帝”。他曾为元朝末期世袭万户，还接受过李氏朝鲜政府的上将军职。明成祖朱棣永乐七年(公元1405年)，猛哥帖木儿被永乐大帝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后来，改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左都督)，旋即提升为都督佥事、右都督，驻今辽宁开原一带。猛哥帖木儿完全忠于大明王朝，多次朝贡，还把女儿嫁给了永乐大帝。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猛哥帖木儿在协助明军与蒙古瓦剌部作战时牺牲。在猛哥帖木儿之后，所部族人形成了以建州卫为核心的建州女真一族。
由于猛哥帖木儿一生为人公正忠直，因此女真族人皆尊称其为“托恩多”，满语为“Tondo”，快读的汉音即为“佟”或“童”或“董”，所以在史籍《明实录》、《朝鲜李朝太祖实录》等文献中都记载：“猛哥帖木儿姓‘佟’或‘童’或‘董’。”因此一直到明朝末期，该支女真族皆称佟氏、或童氏、或董氏，一直到明朝末期，依旧称清太祖为“佟努尔哈赤”。
在佟·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以后，他将宗族姓氏统一改称为“爱新觉罗氏”，成为后世满清王朝的第一尊贵国姓。在史籍《皇朝通志》中明确阐述：“国语以‘金’为‘爱新’，‘觉罗’乃姓也。”这句话影响了整个后世，并成为学术界基本认同的定论。
“爱新觉罗氏”的汉义就是“金觉罗氏”，而其他与满清宗室有血缘关系的远支族人，则只能称“觉罗氏”。那么，“觉罗”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庞大而神秘的“哈拉”群体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满族中间流行这样一个神话：
当初，天上降下三位仙女，长女名恩古伦，次女名正古伦，三女名佛库伦。她们在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的布尔瑚里池沐浴，当时有一神鹊衔一颗红果吐落在三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她拾起来吞下后，遂有身孕，只能一个人留在人间，生下一个男孩，即爱新觉罗的始祖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长大后，佛库伦命他以“爱新觉罗”为氏，并告诉他：“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说罢，仙女忽而不见了。
母亲离开后，布库里雍顺折下柳枝编成筏子，顺松花江而下，一直漂流到鳌莫惠地方鄂多哩城。时逢城内三个姓氏家族的酋长为争城主地位而终日械斗。布库里雍顺被一个到江边取水的人发现了，感到非常奇异，立即报告了三位酋长。酋长们立刻停止了争斗，率领部众到江边观看。布库里雍顺对他们说：“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当地人更加惊异，随后相互插手为辇，拥奉布库里雍顺而归，共立为主，建国号“满洲”……
这个美丽的故事，被纳入了史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然然，这个被满族人神化了的传说，显然是不能成为爱新觉罗氏族源头的论据的。
那么，猛哥帖木儿是否就姓爱新觉罗氏？然而，无论是在元朝、明朝还是朝鲜的史书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对于这个问题，满清王朝在二百六十八年间都没有任何解释。史学家孟森认为“童”是建州女真的公姓，也有学者认为“童”不是姓氏，而是满语“Tondo”(托恩多)的快读，而“Tondo”的汉义是“公正”、“忠直”。按满族人的习惯，喜欢使用美名作为人物的尊称，比如金国有“勇石鲁”、“贤石鲁”等等，就是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氏朝鲜朝官修《龙飞御天歌》中，称猛哥帖木儿为“夹温猛哥帖木儿”，并明确说“夹温”是其姓氏，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在女真族老姓和满族姓氏中，都没有“夹温”这个姓氏，在满清王朝官修的文献《皇朝通志》(清朝通志)、《八旗姓氏通谱》等中，也都未记载有“夹温”这个姓氏。学者孟森把“夹温”和同一书中出现的另一个姓“古伦”，解释为满语“爱新”的“互异其翻音之字”，就是说同词异译。但了解满语的人都知道，满语“古伦(Gurun)”是“国家”、“部落”之意，也就是满族姓氏“郭罗氏”，其汉义为“国”。而“夹温”一词与满语“鹰(Giyahun)”有关，是否就是“觉罗(Gioro)”的异译或误译？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小萌研究员提出了一个观点：“觉罗”是建州女真长期形成的庞大哈拉——觉罗哈拉。这个哈拉不同于满族的其他哈拉，各觉罗间没有血亲关系或血亲关系非常疏远。因此，出现了哈拉间通婚关系，如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诸妻中，有伊尔根觉罗氏二人、嘉穆瑚觉罗氏一人、西林觉罗氏一人，嘉穆瑚寨主伊尔根觉罗噶哈善，是清太祖的亲妹夫，等等。
刘小萌的观点的确值得重视，但是一个人口众多、散处各个地方的“觉罗哈拉”，为什么从来未见其金国女真的姓氏承传？他们当初从哪里来？最初的姓氏叫什么？为什么宣称自己与女真民族并无关系……等等，这都是需要考证之迷。
据考证，“觉罗哈拉”的形成，绝不仅仅是一个建州女真就可以完成的，其构成的历史和群体应更加广远。从学术的角度观察，还是应当重视早期的俄国学者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Sergei Mikhailovich.Shirokogoroff，公元1887～1939年)于1915～1917年在东北考察时从原著满族人中收集的悲凉传说：
在很早的时候，即蒙古和南宋联手灭金国的时期，已经失国潦倒的金国遗民们无奈地从中原逃回祖先的故乡，为了生存，一路上向人乞讨，形成一个具有相当的文化底蕴的“丐帮”。他们为了纪念国耻和自己的凄惨遭遇，抛弃了自己的本姓，以“乞丐(Giohoto)”为姓氏，形成了一个女真复国主义的特殊“哈拉”，散处在东北各地生息繁衍，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祖先的愿望，建立了雄霸天下的满清王朝，“Giohoto”也就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转为“觉罗(Gioro)”，姓氏史就这样被模糊了。
刘小萌发现，在清朝殿本《钦定满洲祭祀条例》的卷首中，记载有乾隆大帝的上谕“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一语，但其满文实际为“Meni gioro hala wecengge”，这句话的正确汉译应该是“若我们觉罗姓所祭祀的……”显然，这证明了满清皇室一直在主观上刻意掩饰、剥离爱新觉罗氏与其他各个以身份称谓或居地名冠首的觉罗氏诸如阿哈觉罗氏(Ahagiolo)、阿颜觉罗氏(Ayangioro)、民觉罗氏(Mingioro)、察喇觉罗氏(Calagiolo)、格伦觉罗氏(Gerungioro)、哈尔哈觉罗氏(Harhagioro)、呼伦觉罗氏(Hulungiolo)、嘉穆湖觉罗氏(Giyamhugiolo)、舒善觉罗氏(Susangiolo)、舒舒觉罗氏(Susugiolo)、通颜觉罗氏(Tongyangiolo)、西林觉罗氏(Siringiolo)、伊尔根觉罗氏(Irgenggioro)……等等的特殊血缘或族源之间的联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高宗的第五子荣纯亲王爱新觉罗·永琪的七世孙、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爱新觉罗·启琮(金启琮，公元1918～2004年)在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钦笔撰写的《盛京赋》中，发现“爱新”是“徽称”，“觉罗”才是“姓氏”。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天下觉罗是一家”的观点和论断。
满族始称“满洲”，有“旧满洲”(弗，Fu)与“新满洲”(伊彻，Yice)之分，其基本包含了整个东北地区乃至蒙古东部草原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因此，诸如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裕固族、土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皆在“满洲”的涵盖之下。
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以女真族人为主的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在明王朝的统治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建州三卫”的出现，标志了满族核心主体部分的形成。在“女真族”的旗帜下，不止是女真各部，还有赫哲族、鄂伦春族、锡伯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先民们，也采用了女真族人的名号。到了公元十五～十七世纪，满族才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满洲之为族称，是以建州、海西女真为主体，同时又包括了大部分野人女真、当地汉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这是构成满族的重要因素。
概括起来说，肃慎族人作为满族的最早先民，尽管史籍中语焉不详，但考古发掘的结果却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物证。至于肃慎族人及其后裔，既有关联又不能等同，不应该把肃慎族人以下的邑娄族人、勿吉族人、靺鞨族人、女真各族人的形成发展过程籍皆作为满族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但又不能把肃慎族人以下直至明朝女真族人的世代相承关系，与满族的整体形成割裂开来，否则就不能正确反映满族悠久的历史渊源。当然，满族真正作为一个完整民族群体的出现，应当认为是在明朝末期的公元十七世纪之初。这不是说构成满族的所有成员到了明末才降临世间，而是表示这时已从女真族人中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历史，起源于明朝女真族人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从女真族到吞融其他各个少数民族形成满族，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是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
4、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起点。这年，因祖父佟·觉昌安、父亲佟·塔克世为明朝将领李成梁所误杀，佟·努尔哈赤愤而起兵复仇，率先攻击唆使李成梁的尼堪外兰部落。从此开始的一系列战争和招抚，又远远超出复仇的目的，结果，不但于一系列的凯歌声中创建了后金，还统一了女真各部，进而促进了满族的形成。
统一女真各部落是以满洲部为中心展开的。努尔哈赤的统一战略的过程，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从所谓环满洲的各部下手。从明万历十一～十六年(公元1583～1588年)，佟·努尔哈赤连克苏克素护河部的图伦城、嘉班城、萨尔浒城及安图瓜尔佳寨，浑河部的兆嘉城、贝欢寨，哲陈部的阿尔泰山城、巴尔达城、洞城，迫使栋鄂部、苏完部、雅尔古部归附。至此，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取得初步成功，为满族这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明万历十七～二十六年(公元1589～1598年)，佟·努尔哈赤又连克鸭绿江部、瓦尔喀部、安褚拉库路，朱舍里部、讷殷部，特别是经过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著名的富尔佳齐和古勒山之战，大败以叶赫部为首的诸部联军。至此，佟·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满族共同体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了。
从明万历二十七～四十七年(公元1599～1619年)，佟·努尔哈赤先后吞灭了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叶赫部，完全统一了呼伦四部。与此同时，又扩大了对东海女真诸部的征服。这样，佟·努尔哈赤不仅把满洲的地区扩至图们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及黑龙江流域，更重要的是，他还使从各地来的各族人融入了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
佟·努尔哈赤还做了对满族的形成起极其重要作用的两件大事：第一，是在明万历十一～四十三年(公元1583～1615年)，他在传承故金国“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使之成为满族崭新的社会组织，并扩展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使八旗制的每一旗下，都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第二，是在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他亲自主持创制了满族文字，这就是流传迄今的满文。
自公元1583年起兵，到公元1619年灭叶赫部，佟·努尔哈赤将自己的“佳年华”全部投入到满洲的创建，前后用了三十七年时间，最终奠定了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础。
5、皇太极改定族称：
佟·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接掌后金政权之后，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政治改革举措：
第一，爱新觉罗·皇太极废除了族名旧称“珠申”(女真诸申)，改定为“满洲”，从满族这一共同体形成的实际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自然也就为新、老满洲成员所乐于接受。
第二，在明思宗朱由检崇祯九年(后金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天聪十年，公元1635年)，爱新觉罗·皇太极正式称帝，立年号为“崇德元年”，改国号“大金”为“清”，史称清太宗，追封父亲、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为清太祖。改国号“后金”为“清”，凸显了将取“明”而代之的战略决策。爱新觉罗·皇太极宣布：“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珠申。夫珠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爱新觉罗·皇太极的这一席话来看，满洲这个族名，在以往的历史上存在过，但因时代遥远而一度湮没无闻。经爱新觉罗·皇太极访诸族老，得以追溯出旧名“满洲”。他认为，珠申这个族名，是指席北(锡伯)族的墨尔根部落的后裔而言，与建州女真的族名毫无关系。除此而外，爱新觉罗·皇太极之所以要以满洲取代“珠申”这个族名，还在于明末清初的“珠申”一词，汉译为“奴隶”之意，当然有损于一个统治民族的声誉。从此，“女真”就此正式更名为“满洲”了。
至于满洲族名的源流，是从传说中“九夷”之一的“满节夷”(满饰夷)演变而来的。建州女真的后期活动地区，恰好是古代满节夷人居住的地方。后来，这些地方的居民，又称“满番”、“瞒咄”、“满珠”等，而瞒咄、满珠、满洲，皆是同音异译。
不叫“满珠”而称“满洲”，与传统的“五行相剋”的道统辨证说法大有关系。爱新觉罗·皇太极认为，明太祖朱元璋以火德建立大明王朝，国性属火，火剋金，因此灭了金属之元朝；而“满、洲”二字皆有三点水，取以水剋火之意，因此爱新觉罗·皇太极改“金”为“清”作国号，就是取以水剋火之意。明火燃至崇祯，当为大清之满洲所灭，这就是清朝之所称“清”的由来。
6、爱新觉罗得姓：
东三省，无疑是满族和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故里，因此世人称东北地区为“满洲”。
长白山，位于东北地区的东部，走势由东北向西南，是今天中、朝两国的界山。它是松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的发源地，因主峰白头山顶多白色浮石和积雪而得名，满语称之为“果勒敏·珊延·阿林”。在史籍《山海经》中，称之为“不咸山”，汉、魏时期称“盖马大山”、北魏时期称“徒太山”，隋、唐时期称“白山”、“太白山”，金国灭辽国之后始有“长白山”之称谓。
长白山平均海拔在一千米以上，以平行山脉与宽广山间谷地分布为地貌特征：北部的完达山、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有牡丹江平原；吉林哈达岭和龙岗山脉之间有辉发河宽谷；哈达岭和大黑山之间有饮马河、伊通河河谷平原；龙岗山脉和老岭之间有浑江谷地。那里山势雄阔，林深似海，绵延千余里。山巅冬季白雪皑皑，山间夏季云雾缭绕。
长白山地垂直自然景观带十分明显，中央人民政府在1960年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区，1980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网，被列为国际生物圈保留地的组成部分。保护区内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有森林、苔原、湖泊、温泉、瀑布。自低而高，分为海拔一千二百米以下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带景观、海拔一千二百米～一千八百米的针叶林带景观、海拔一千八百米～二千米的山地岳桦林带景观、海拔二千米以上的山地苔原带景观。
长白山是天然的博物馆。有煤、铁、铜、镍、铅、锌、金和油页岩之类矿产资源，又是中国重要的林业木材基地，被誉为世界著名的“红松之乡”。这里植物繁茂，盛产人参、党参、贝母、天麻、五味子之类名贵药材；动物资源也很丰富，东北虎、紫貂、梅花鹿、马鹿、丹顶鹤、中华秋沙鸭，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
在满族和爱新觉罗氏家族中，一直流行的禁忌伤害鸦鹊的习俗，反映了满族萨蛮教信仰中的古老成分即乌鹊崇拜，因而在《满洲实录》的满文本中，“以鹊为神”又作“以鹊为祖”。满族人不仅不伤害乌鸦和喜鹊，不允许吃它们的肉，还要想方设法去讨好它们。满族人有这样一种旧俗，每逢祭祀祖先，就要在院中竖立一根神竿，称“索罗杆子”，其顶端要么装上一个锡斗，要么扎上一个草把，然后放入碎肉、米食，专门招引乌鸦来吃。
“图们”的满语为“tumen”，汉义为“千、众”，引申为“三江”万水之源的意思。“三江”就是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三江以天池为源头，居高临下，排闼而出，白浪层叠，奔腾倾泻，景色十分壮观。三江沿途穿山过岭，接纳了无数条支流，细大不捐，终归浩浩荡荡汇入大海，充分显示取之不竭的生机、宽广博大的胸怀和神奇魅力。
长白山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名山，古籍中多有“与五岳同祭”的记载。史籍《山海经》中称它为“不咸山”，意为有神之山。既是神山，自然就应当祭祀了。在金、清两朝统治者眼里，长白山自然就更了不得了。早在金国时期，王室一向视长白山为“发迹之地”。南宋孝宗赵昚(赵慎)乾道八年(金世宗完颜·乌禄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金世宗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到了南宋光宗赵惇绍熙四年(金章宗完颜·麻达葛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金章宗又进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还修建了庙宇，确定了祀典，准备好祭品，岁时前往祭祀。
清朝统治者承袭先世遗俗，尊长白山为本朝“龙兴之地”。乾隆大帝年间，礼亲王爱新觉罗·永恩曾作了《望长白山》一诗，很能代表清朝统治者的这种看法：“另勋白山高，云深人莫至。树色郁青苍，兴王肇基始。”于是，从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一直到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册封和祭祀不断。
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大帝派遣内大臣觉罗·武默纳、阿穆鲁·费耀色前往长白山拜谒，撰有《祭告长白山文》和《长白山寻根记》，称颂“仰缅列祖龙兴，实基此地”。这次拜谒活动从农历6～8月历时两个月，回京复命后，康熙大帝下了一道圣谕说：“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著礼部合同内阁，详议以闻。”农历11月礼部建议：请求册封长白山为“长白山之神”，还要在山上设帐立碑，每年春秋二祭(望祭、叩祭)。康熙大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从此形成了清廷祭祀长白山的制度。第二年春，觉罗·武默纳再上长白山，赍敕封长白山之神，祀典的规格与祭祀五岳一样。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宁古塔将军富察·常德提出请求，希望在乌拉望祭长白山之处，修建亭殿，以严肃祀典。清世宗批准了这个请求。第二年在乌拉城(今吉林吉林)西南温德亨山(小白山)建成望祭殿。在望祭殿神案上，安放满、汉文合璧的“长白山之神位”，神牌为黄色黑字木牌。除了每年春秋二祭，每月初一、十五日的朔望两日，由将军、副都统轮流到望祭殿捻香致祭。从此，小白山成为月月冠缨往来，岁岁香烟缭绕的祭祀圣地。
在长白山以东约二十五公里处有一座山名叫“赤峰”，俗称红土山，山下有一“圆池”，因“池深而圆，形如荷叶”而得名。据说，赤峰和圆池，与文献中的布库里山和布勒瑚里湖的地理位置大体符合，正可以作为爱新觉罗始祖发祥的实证。于是，定名圆池为“天女浴躬池”，在圆池西南一侧，还立了一通“天女浴躬碑”作为纪念。
与皇族有关的祭神祭祖，按理皇帝是要亲自参加的。但是长白山路途遥远，皇帝实在难以顾及得上。遣官代祭就成了惯例。代祭亦称“御祭”，实际上是代表皇帝的行为。从清圣祖执政时期起，每岁春秋祭日，通常是由盛京派员主持祭祀。若有重大事件，朝廷还要从北京差遣重要官员前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代祭官员不是任何人可以充任的，而必须具有皇族宗室的身分，这样，代祭才算是“名正”而“言顺”。
每次祭祀长白山，清朝皇帝都要亲自撰写长白山神祝文，由代祭官员带到现场去宣读。到了清朝末年，东三省总督巴岳特·锡良又奏请修建长白山神祠，得到了满清朝廷的批准。但随即的辛亥革命将腐败的清朝政府推翻，兴建工程未就而罢。
民国二十三年(日伪满洲国执政君爱新觉罗·溥仪大同三年，日伪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康德元年，公元1934年)10月24日，爱新觉罗·溥仪以“伪满洲国皇帝”的身分“巡幸”吉林，登临小白山望祭殿，焚香叩拜长白山。这是爱新觉罗氏家族成员最后一次叩拜长白山，原本是想希望神山和祖宗的神灵多多保佑他。这时的长小白山早已今非昔比，伴随前清王朝的灭亡，已由以往铃兰遍地、冠盖云集的名山秀野，变成了乱石咸集、无人问津的荒山野谷。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的伪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恐怕难免是一脸的愁云，至于说到心情，恐怕也更多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怜了。
7、猛哥帖木儿(孟特穆)及其后代：
清朝统治者无不推崇猛哥帖木儿(孟特穆)，认为他是大清朝的老祖宗。猛哥帖木儿就是从鄂多理城逃出来的那个孩子“樊察”的后代。不过，也有学者推演后说，樊察是猛哥帖木儿的异母弟。猛哥帖木儿为人机智勇敢，为祖先报了仇，拯救了自己的家族。在元朝时期，猛哥帖木儿出任斡朵里万户一职。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猛哥帖木儿率先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入京进贡，被授予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猛哥帖木儿在协助明军平定女真头目杨木答兀的叛乱中战死。
在元、明之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一些女真部落开始向南迁徙。原来三个万户中的女真胡里改部在首领阿哈出的率领下，溯松花江移驻辉发河上游的凤州；女真斡朵里部则在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居至图们江下游，后移至朝鲜半岛的斡木河流域，活动在镜城一带。有学者认为，传说中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乘筏行至鄂多理的事迹，反映的应是猛哥帖木儿率部从遥远的北方溯松花江下游南迁、进而加入到三姓部落的真实经历。
女真斡朵里部在南迁的过程中，人口户数迅速增加。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女真斡朵里部不过一百八十余户。可见南下之初，猛哥帖木儿的部属还是很少的。到了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由凤州迂回会宁故地，部众已有一千余户，六千三百余人。当然，这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以不同途径吸收不同来源的部落成员。
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猛哥帖木儿及长子权豆(阿古)被七姓兀狄哈部人杀害，部落溃散，只剩五百余户。斡朵里部的正常发展，遇上了空前的重大挫折。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猛哥帖木儿的次子充善(佟山、董山)，因在斡木河一带不得安宁，只好率领余部从会宁西迁往辽东，最后落脚在浑河上游的苏子河，与先期迁到当地的李满住部会聚到一起。
苏子河发源于长白山西麓，西流至抚顺的营盘与浑河汇流。苏子河从山谷里缓缓流出，在下游冲积成一大片宽敞平坦的沃野。这片群山环绕的谷地日后便成了爱新觉罗氏家族崛兴的基地。充善初到苏子河时年方二十二岁，他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又多智谋，深受部民拥戴。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朝政府从建州左卫析置右卫，让充善管理建州左卫，凡察管理建州右卫，与李满住的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从明孝宗朱祐樘弘治～明穆宗朱载贺隆庆年间(公元1488～1572年)，屡遭重创的建州女真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八十多年中，他们与毗邻的明朝和朝鲜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佟·努尔哈赤是锡宝齐一支的后裔。“锡宝齐”，又称“锡宝齐篇古”。锡宝齐只有一子，名叫福满。
福满的第四子叫觉昌安，居住在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史书中称赞他“素多才智”。觉昌安带领兄弟子侄战败了邻部酋长硕色纳和加虎，尽收五岭迤东、苏克素浒河(苏子河)迤西一百公里内诸部，势力逐渐雄强。觉昌安的第四子叫塔克世，他就是佟·努尔哈赤之父。
自清肇祖猛哥帖木儿以下，佟·充善、佟·锡宝齐、清兴祖佟·福满、清景祖佟·觉昌安、清显祖佟·塔克世，前后六世，历史轨迹依稀可辨。爱新觉罗氏的祖先们，由原籍的松花江畔斡朵里辗转南迁，几度周折，历时两个世纪，最后落脚在紧靠明朝辽东的赫图阿拉一带。爱新觉罗氏家族及它姓女真先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执著南迁，备尝艰辛，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也大为密切了与先进农业民族的关系，使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为爱新觉罗氏家族从众多女真氏族中脱颖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后金政权的缔造者佟·努尔哈赤，一向也被认为是清朝的开国皇帝，是他最早把“爱新觉罗”规定为自己家族的姓氏，不过从历史上看，这一姓氏的出现恐怕还要更早一些。
远在金国时期，佟·努尔哈赤先祖的姓氏记载为“加古氏”，元朝时期称“夹谷氏”，明朝时期称“夹温氏”，这个姓氏用女真语称读，就是“觉罗氏”。在史籍《金史》中记载了这个姓氏家族的汉化姓氏：”夹谷曰仝，仝同佟姓，夹谷姓即佟姓。”因此，佟·努尔哈赤曾经称自己“佟其奴”，这个“佟”，与佟佳氏在满洲的读音一样：“觉罗”。至于称“爱新觉罗氏”，那是在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受封“天命汗”之后，在姓氏之前冠以“爱新”之后形成的尊贵复合姓氏。
显然，爱新觉罗氏家族，原是“觉罗”家族的成员之一。“觉罗”是女真族人中的巨族大姓，历史悠久，伴随着氏族“穆昆哈拉”的不断繁衍，出现了许多分支，诸如舒舒觉罗、锡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伊尔根觉罗之类。爱新觉罗原本也是“本原氏族”(母氏族“哈拉”)觉罗之下的一个“穆昆哈拉”，与别的众多觉罗姓氏，具有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
“爱新觉罗”是满语，汉译“爱新”意为“金”，“觉罗”意为氏。用更直白的话来说，爱新觉罗就是金氏。因此，在姓氏学领域中，完全可以称佟·努尔哈赤原本就是姓“觉罗氏”，但绝不能称其原本就是姓“爱新觉罗氏”！不过，爱新觉罗之“金”与汉姓之“金”在内涵上完全不同，其“金”表示的是五行之属的“金”。
元朝是五行之属的“土”，而明朝则是五行之属的“木”，木克土，自然就灭了元朝取而代之。但是满清是五行之属的“金”，金克木，自然就灭了明朝取而代之。
因此，若要将满族的爱新觉罗氏真正转译为正确的汉姓，那就是佟氏、或仝氏、或童氏。
8、满族姓氏的演变过程：
满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然而至辽、金时期的女真族人，才有文字记载的姓氏。据《满洲源流考》记载：“《金史》所载姓氏，均与满洲氏族相合，第译对字讹，今悉据八旗姓氏通谱改正”。这里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满族的主要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族人的说法，则完全是站得住脚的。
金国时期女真族人的姓氏，除了极少数因译音差异难以找到相应的满族姓氏外，一般均为满族所沿用。在满族的八大姓中关(瓜尔佳氏)、马(费莫氏)、富(富察氏)、那(纳喇氏)、郎(钮祐禄氏)、赫(赫舍里氏)，原本就是金国时期女真族的姓氏。那么，后来作为皇族姓氏的爱新觉罗氏，是不是也是沿用了金国时期的姓氏呢?
金国时期女真族人姓氏夹谷，汉化姓氏即为“佟”(仝、童、董)。金国时期有一非常著名的将领叫夹谷·清臣，胡里改路人，他的女儿就是宫中的昭仪。因夹谷·清臣的贵戚身份，当地的一些人也袭用了夹谷这个姓氏。后世的猛哥帖木儿就出自斡多里部的夹谷氏家族，故而自称姓“佟”。
金国时期的女真族名家大族姓氏，是满族姓氏的重要渊源之一，爱新觉罗氏家族也不例外。“爱新觉罗”这一称谓，出现的比较晚，那是伴随着佟·努尔哈赤势力的日渐扩大，兼并的女真氏族和部落日益增多，于是他就以“大金之裔”自诩，还用金国时期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姓氏，以此称其父亲佟·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爱新觉罗”。据文献《旧满洲档》的记载，“爱新觉罗”作为佟·努尔哈赤兄弟的姓氏，始见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农历9月，四年后的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佟·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从此，“爱新觉罗”成为尊贵的皇族宗氏。当然，“爱新觉罗”作为佟·努尔哈赤家族的姓氏，比这个记载要更早一些。
但是，爱新觉罗氏家族虽然是建州女真中最重要的一支，堪称核心，而在当初人口并不多，仅三数十人而已。据史籍《建州纪程图记》、《剿奴议撮》的记载，在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之前，佟·努尔哈赤在多数对内的情况下自称姓爱新觉罗，而在对明朝、朝鲜、蒙古的外部场合下，则自称姓佟、或姓童。
那么，佟·努尔哈赤的姓氏到底是什么呢？多数学者认为：佟·努尔哈赤家族和女真佟佳氏“世代联姻”，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萨敦哈拉”(异姓联姻)，例如：佟·努尔哈赤的元妃哈哈纳札青就是佟佳氏，生长女东果格格、长子褚英、次子代善；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孝康章皇后也是佟佳氏，佟图赖之女，生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孝懿仁皇后还是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其惠皇贵妃也是佟佳氏，是孝懿仁皇后之妹；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的孝慎成皇后依然是佟佳氏，舒明阿之女；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的端恪皇贵妃也是佟佳氏。
女真族人的佟佳氏是汉族人的姓氏，“佳”是一个特定的缀连读音用字，专指汉族血缘或其他民族血缘的氏族部落人，特别是对于祖先原为汉族，在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胁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的氏族，绝大多数皆在汉姓用字之后缀连“佳”这个读音，以示其于“纯粹”的女真族人有所不同。而女真语“佟佳(Donggiya)”直译为汉字，就是金氏。在女真族人中，以金为氏(汉姓佟或童)的氏族不止一个。猛哥帖木儿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阿哈出，虽同属建州女真，又皆以金为氏，却又是两个不同的氏族。
猛哥帖木儿的姓“夹温”，女真语就是“金”，而汉化姓氏用字就是“佟”、或“仝”、或“童”。建州女真火儿阿部的酋长阿哈出(李思诚)，原本女真姓氏为古伦氏，自金国时期建立以后，同样也改姓“金”，汉姓自然也是佟或童。猛哥帖木儿和阿哈出，是两个以佟姓自称的不同的氏族，而这两个佟姓之间又恰恰存在联姻关系。因此，其后代佟·努尔哈赤既自称姓爱新觉罗，又称自己姓佟，就完全不矛盾了。
女真族的“夹温”即“爱新”，“觉罗”即姓氏。“爱新觉罗”不过就是满族觉罗氏大家族中显得超然的一个显赫家族而已，就如同嬴秦王朝之“嬴”、刘汉王朝之“刘”、李唐王朝之“李”、赵宋王朝之“赵”、乞颜·奇渥温·孛儿只斤蒙元王朝之“孛儿只斤”、朱明王朝之“朱”一样。
爱新觉罗氏家族，汉姓即佟姓，金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