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年间以多种方式从江南各地向云南移居大量汉民，同时或在此之前，已由江南向华北乃至辽宁移民屯垦，其数量也不小。洪武间的移民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南、东北两个方向迁徙人口，其规模之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国内移民，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大迁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朱元璋以置卫所、谪戍、充军、移民的方式戍边屯垦外，还有其根本原因，即本书第四章“民屯”中提到“移窄乡，就宽乡”的移民原则。云南即是极边地区且地广人稀又是少数民族为主的蛮荒之地，理所在朱元璋移民的目标内。当然，其中大量的充军、谪戍者流放云南是朱元璋对于忤旨、犯罪官吏及民众采取的惩罚性措施。朱元璋采取此种措施产生的效应有五：一是惩罚了旨、犯罪的官员及民众。二是将这些人充军云南以戍边疆，加强了边疆的守卫和对土司叛乱的镇压。三是减少了江南人口稠密的压力及开辟边疆。四是将大量忤旨犯罪的官员流放边疆远离京师以稳定皇权。五，对于云南来说，朱元璋认为云南蛮夷“自古未被声教”、故向云南大量移民，以致在明初汉民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
六百年前的江南沿海为什么会人口稠密而成为“窄方”以致大量向西南和东北方向移民呢？这要追溯到中国历史上两次国内大移民。同时，明初进人云南的汉民，他们多来自江南，而进一步追根溯源，他们的真正祖籍又大都在中原，这就很有必要探索一下中原、江南沿海及云南人口的变迁。
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第五章·两次人口大迁徙与人口稠密地区的转移》载，晋人黄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提到我国古代西周时已有人口一千三百多万，战国时仍有人口一千余万。范文澜先生根据战国七雄军队数量按五人一兵推算出当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这算是最早的人口记录了。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时，全国有户12356470，口57671401。而这时的人口稠密区在中原，这一地区有户968万余，口4299万余，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266万余，口1460万余，此时我国人口北南之比为三比一人口集中在中原，江南沿海却人口稀少。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我国北南人口之北已经缩小，但北方人口仍比南方多出约一千万。
西晋太康初(380年前后)，北方户数只比南方多34万余，几乎南北相等。
至隋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有户九百余万，而黄河流域竟占七百余万户，江南只有一百六十余万户，此时北南户比为四点五比一。可以明显看出中原又成了人口稠密区，其主要原因是隋代的疆域扩大，中原稳定得以繁荣。
到了强盛的唐朝，南方经济速度发展快于北方，以致北南人口之比又缩小为
一点五比一。天宝元年(742年)全国有户8973634，口50975543。其中北方户4922183,口30424211，南方有户4051451，口20551532(13)，此时北、南户、口比较接近。
到了宋元丰三年(1080年)，全国有户15022235，口33253989。北方有户4655487,口9564303，南方有户10346748，口23689686(14)。这时的北南户、口之比为一比二点五，南方人口一跃超过北方双倍，这一变化史无前例，非同小可，在中国人口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南北颠倒的局面，此后一直历近千年至今，南方始终成为人口稠密区。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国有户13867219，口59519727(15)，北方有户1983229，口7013972，南方有户11883990，口52505755，北南户比为一比六，口数一比七点五。这个变化是惊人的，其主要原因是蒙古兵向南推进，迫使大量汉民南迁，造成北方人口稀少而南方稠密的不正常现象，其北南户、口之比是十分悬殊的。
到了明代，尤其是明初，朱元璋将南方稠密的人口向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迁移人口。至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有户10621431，口60718856，北方有户3421256,口24944025，南方有户7200176，口35747831(16)，北南户数为一比二，口数一比一点五。这个比例与元代相较是大为缩小了，但仍然无法扭转南稠北稀的状况。
清末的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有户71268651，口368146520，北方有户24026253,口131581610，南方有户47242398，口23656491017)，其北南之比仍为一比二。
中国人口长期维持在五至七千户之间，到了清代的康乾盛世，由于康熙对“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18)，以致到了乾隆中期人口首次突破一亿大关(19)，从而渐次发展至清末的三亿多人(20)，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至本世纪中叶，全国人口达五亿左右，又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全国人口突破十二亿。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历来号称地大物博，然而却容纳了十二亿人口，已经是拥挤不堪了。虽然国家采取了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全国人口总数仍在上升，这是十分令人堪忧的现象。中国能容纳十五亿，十八亿，二十亿人口吗？
(1)西晋人口大迁徙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随时都有，它经历了从自然到不自然再到自然迁徙的过程（详见第五章“最早的记载”）。然而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莫过于西晋末年和北宋的两次人口大迁徙了，这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强迫性的不自然的迁徙。这两次人口大迁徙的方向都是由北向南的迁徙，也是造成中国人口南稠北稀的重要原因。
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两次人口大迁徙与人口稠密地区的转移》载，从晋惠帝末年至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四十多年间(316年一466年)我国北方建立了近二十个国家政权（即东晋十六国期间）、而且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原先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氏、羯、羌等少数民族迁徙到中原一带。先后建了晋，汉、前赵、后赵、前凉、成、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北魏、后凉、南凉、北凉、南燕、西凉、夏、北燕近二十个政权。此时的中原，政权纷立，互相纷争，战乱不止混乱不堪。迫使中原汉民向江南沿海方向迁徙。他们分别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向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迁移。但这只是大致方向，此时的迁徙呈阶梯递变状，即西北向华北迁徙，华北向江南迁徙，亦有本省内的迁徙。这次向南迁徙的人口总数达九十六万，其中徙入江苏的最多，约二十六万，山东约二十一万，安徽约十七万，四川约十万(按，由甘肃、陕西迁入)，湖北约六万，陕西约五万，河南约三万，江西、湖南各约一万(21)。此次迁徙造成了中原人口的急剧减少，以至《晋书·王导传》感叹说：“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22)。此次所迁人口中，有中土大姓举族南迁者，这些大族具有文化教育亦有经济实力。“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林语堂《中国人》）
考证云南汉民，他们多称来自江南，然而其中相当数量的宗族，他们的真正祖籍又从江南追溯到中原各地。这就是说，早先的江南人烟稀少，晋末北方人口大量徙入江南，他们的祖籍无疑是中原人。如曲靖郝姓，其先祖来自“应天府上元县籍也”，然而郝姓的真正祖籍却是山西太原（详见第八章“曲靖郝姓徙滇始末”)。再如《滇志》作者刘文征，洪武间，其先祖从江苏江浦随南征军入滇并定居下来，但他的祖籍却是山西大同(23)
(2)北宋人口的南迁
公元1125年，金灭辽后，金兵入主中原，宋高宗只好被迫南撤偏安于临安(今杭州)。在金兵南侵的乱世下，如狼似虎的金兵又迫使大量中原汉民南迁，以至“西北州县为之一空”。人们拖儿带女，扛着简单的行李细软，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流川流不息地向江南奔去。当岳飞从朱仙镇班师时“从西南者如市”(24)韩世忠从淮阳引兵返“从而归者以万计”(25)。这也就是金兵入主中原并向南推进，中原汉民为躲避战争寻求平安，只有跟随向南溃退的宋军，形成宋军南撤，南迁的汉民跟随其后，而金兵又在后面追击的现象。到了蒙古兵南下，又出现了中原汉民南迁的现象。先是，人口迁徙的方向主要是由华北向江南，进入浙江(因南宋建都于杭州)、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广西。
后来元兵攻陷江南，江南人口又被迫向岭南的广东、广西迁徙。按，这次人口迁徙时间持续长达一百五十多年。当然，其中的迁徙是分若干个阶段进行的，人们的迁徙方向也是在不断改变的。人们迁徙的目的是躲避战乱，逃避奴役或灾荒。此段时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导致了元代北南户数为一比六，口数为一比七点五的重大悬殊。（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
地域广大的江南、华南、东南沿海一带水陆交通发达，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极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沿海又利向外通商。两次中原大移民后，江南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人们从事农业、纺织、养殖、加工、经商等，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林语堂《中国人》一书评论北方人与南方人时说：“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
明初以各种方式移居云南的汉民，他们多数来自江南，而这些江南人中的大多数，他们的祖先又多是上述两次中原大移民迁入江南的。考证汉民宗族起源，又往往追溯到黄帝、炎帝，即所谓华夏民族皆是炎黄子孙。
资料来源：郝正治先生的《汉族移民入滇史话》
作者简介：郝正治，字塽泰，号乌蒙庶人，又号珠源布衣。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沾益县作家协会主席、沾益县文联副主席。1949己丑年出生在珠江源头一个小山村。自小光着脚在珠江源头一带放牛牧羊，故而整整到十周岁才启蒙上学。书读酣时，却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故选择了从军的道路，在退伍后曾任沾益县委机关车队队长。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却又“胆大包天”，最爱舞文弄墨怕是秉性难移了，曾被中央电视台称为“出生在珠江源头的司机作家”。现著有《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充军云南》、《楹联源潭》、《珠源梦》《上善若水之珠江情怀》、《翠峰志》，以及《沾益州志》（校注）《珠江源揽胜》（合著)等作品。曾在云南电视台《云南讲坛》主讲《汉族移民入滇史话》。